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于优质海产品的需求量也在日益增加。我国虽然有着广阔的海域面积和丰富的渔业资源, 但是过度人为捕捞已逐渐造成资源衰退, 在此背景下, 积极利用海洋水域和生物资源建设“供应充足、生态安全、持续发展”的“蓝色粮仓”成为新时期重要举措。而海水养殖业作为其支柱产业, 拥有超过传统渔业和内陆农业的生物资源优势, 其养殖对象涉及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等多种经济物种。改革开放以来, 在各项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 我国海水养殖业实现迅速发展。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有关数据, 2013—2017年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逐年递增, 2017年总产量和单产均在2013年的1.2倍左右。海水养殖品种结构的优化和生产的专业化, 不仅可以在保证海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总产量、更好地满足海产品市场需求, 还有助于充分发挥海水养殖业的支柱作用, 为蓝色粮仓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重要保障。

海水养殖业作为我国渔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拥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近些年与其相关的研究内容日益增多。学者们通过分析我国海水养殖变化趋势^[1]、测算海水养殖效率^[2-3]发现当前我国10省市海水养殖效率在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天津、海南的养殖规模有待优化, 河北需要同时调整规模并加强管理^[4], 总体来看, 各沿海省市在海水养殖的空间布局上都有待进一步提升^[5]。作为我国目前海产品的首要来源^[6], 海水养殖业的生产布局优化、海水养殖品种的合理培育^[7-8], 对于提高各省市养殖资源的利用水平, 充分实现各地区优势养殖产品专业化生产, 以及实现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查阅现有研究, 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和专业化系数分析我国目前不同产品海水养殖布局的文献相对缺乏。基于此, 本文在借鉴利用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工业^[9]、制造业^[10]、农业^[11]、蔬菜^[12]、水果^[13]、小麦^[14]、棉花^[15]、农产品^[16]、花生^[17]等文献的基础上, 利用2013—2017年五年的数据测算和分析我国10个沿海省市在五种海水养殖产品(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其他类)的相对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生产程度, 为各地区合理安排海水养殖产品结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这不仅有利于推进我国总体海水养殖业的专业化进程、提高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效率, 而且对于提供丰富的优质海产品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 推动蓝色粮仓建设从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也有着重要意义。

1 现状分析 1.1 我国海水养殖的产品结构

目前我国主要有鱼、甲壳、贝、藻和其他共五大类海水养殖产品。数据显示, 当前我国各类海水养殖产品的产量均呈现增加态势。但各类产品产量的增速并不相同, 其中鱼类养殖产量的增速最高, 为6.05%, 其次为甲壳类, 其他类养殖产量的增速最慢, 年均增速仅为1%。从相对比例来看, 藻类的养殖产量始终位于我国海水养殖产品中的第一, 接下来依次为甲壳类、贝类、鱼类和其他类。到2017年, 我国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和其他类的养殖产量分别占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7.09%、8.15%、71.83%、11.14%和1.79%。

从图 1中海水养殖产品养殖面积的绝对值来看, 除贝类的养殖面积为逐年负增长以外, 其他产品的养殖面积在2013—2016年均表现出增加趋势, 且均在2017年出现负增长。从增长速度来看, 鱼类的养殖面积增长速度最块, 年均增速为2.96%, 藻类和其他类的年均增速也紧追其后, 分别为2.38%和2.19%, 甲壳类的年均增速仅为1.41%, 而贝类的养殖面积则以年均4.69%的速度减少。从相对比例来看, 贝类的海水养殖面积始终位于第一, 接下来顺次为甲壳类、其他类、藻类和鱼类。其中2017年我国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和其他类的养殖面积分别占我国海水养殖总面积的4.31%、14.35%、61.74%、6.97%和12.62%。

从上图各类海水养殖产品的单产来看, 近五年总体上, 五类产品的单产均呈现增加的趋势。除2016年鱼类的单产高于藻类, 其余年份藻类单产均位于第一, 年均单产为15.87吨/公顷, 紧跟其后的是鱼类和贝类, 年均单产分别为15.20吨/公顷、9.45吨/公顷, 这三类产品的年均单产均高于全国五类海水养殖产品单产的总水平(8.42吨/公顷的), 接下来依次为甲壳类和其他类, 年均单产分别为4.79吨/公顷和1.24吨/公顷。另外, 虽然各类产品的单产整体表现出增加的态势, 但具体从单产的变化方向来看, 除贝类的单产呈现逐年递增以外, 其余四类产品的单产均表现出上下波动态势。

1.2 我国海水养殖的地区分布分析

有数据表明近五年, 我国海水养殖的总产量逐年递增, 其中山东、福建、辽宁、广东的海水养殖产量居于全国前四, 年均占比分别为26.29%、21.43%、15.82%和16.01%, 而且2013—2017年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的排名稳定不变, 但各省份养殖产量的波动趋势与方向不同。近五年间, 除天津和江苏两省的海水养殖产量波动下降以外, 其余8个省份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山东、福建、辽宁、广东的海水养殖产量分别以3.27%、5.85%、2.20%和1.40%的增速增长。另外, 增速排名前三的浙江、海南、广西的海水养殖产量虽然分别以年均7.56%、6.93%和5.32%的速度追赶, 但产量总和仅占全国的12.83%。山东、福建、辽宁、广东的海水养殖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接近80%, 仍为海水养殖主要省区。

不同于海水养殖产量的变化, 近五年我国海水养殖面积波动下降, 图 2表明辽宁、山东、广东、江苏、福建的海水养殖面积位居前五, 年均占比分别为38.05%、25.38%、8.43%、8.44%和7.27%, 且近5年内沿海省份的海水养殖面积排名不变, 但具体来看, 各省份的养殖面积变化特点不同。近五年天津、福建、山东、海南4个省份的海水养殖面积, 分别以0.29%、0.43%、2.85%、21.01%的年均增速波动上升。其余6个省份的养殖面积则均波动下降。此外, 辽宁省海水养殖面积虽然排名第一, 但近五年以年均6.93%的速率减少了近24.4万公顷, 自2017年出现被排名第二的山东省反超的趋势。

此外, 近五年我国海水养殖单产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从2013年的7.51吨/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9.60吨/公顷。福建、广西、海南、广东四省的海水养殖单产位于全国前四, 年均单产分别为24.84吨/公顷、22.06吨/公顷、14.38吨/公顷和16.01吨/公顷,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年来, 我国海水养殖单产的位次稍有变化, 海南由第三名逐渐下降至第五名, 广东从第四上升至第三, 浙江则从第五升至第四。具体来看, 各省份海水养殖单产的变化特点各不相同, 除天津、海南和江苏的单产分别以年均6.82%、7.16%和0.02%的降度波动减少外, 其余省份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年均增速来看, 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浙江、辽宁和广西, 增长率分别为12.53%、10.58%和9.36%, 其中, 广西省2017年的增长率高达24.5%, 该年海水养殖单产为27.63吨/公顷, 接近排名第一的福建省, 总体来看, 福建、广东、广西的海水养殖单产水平较高, 且发展势头强劲。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析方法介绍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各地区都具备不同资源及生产条件, 若依此选择最适宜自身发展的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高的专业项目, 则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 从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绝对比较优势指数模型为此提供了可靠方法, 通过测算规模比较优势指数、效率比较优势指数、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可以对地区的生产优势进行直接比较。本文利用这一方法对目前我国海水养殖的地区比较优势状况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专业化系数验证地区是否真正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专业化养殖^[18]。

2.1.1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包含效率比较优势指数EAI、规模比较优势指数SAI以及综合比较优势指数AAI, 用以衡量不同地区之间某种产品、同一地区之间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区域海水养殖产品的比较优势是渔业资源、地区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科学技术水平、养殖制度设计等方面共同作用的表现, 可以通过产品单产水平以及养殖规模反映出来^[19]。基于此本文对近五年我国海水养殖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分析。

2.1.1.1 效率比较优势指数(EAI)

EAI通过将某地区特定品种养殖产出率的相对水平, 与全国该品种养殖产出率的相对水平加以对比, 分析该地区在特定产品养殖效率上的相对优势。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EAI_ij为i区j品种的效率优势指数; AP_ij为i区j品种的单产; AP_i为i区所有品种平均单产; AP_j为全国j品种平均单产; AP为全国所有品种平均单产。EAI_ij >1, 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i区j品种养殖具有效率优势, EAI_ij值越大, 效率优势越明显, 反之则缺乏效率优势。

2.1.1.2 规模比较优势指数(SAI)

SAI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某一种海水养殖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通过分析某地区、某品种养殖面积占该地区所有品种养殖面积的比例与全国该比例平均水平的对比关系, 考察该种产品在地区海水养殖上的相对重要性及规模优势。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SAI_ij为i区j品种的规模优势指数; GS_ij和GS_j分别为i区和全国j品种的养殖海水面积; GS_i和GS分别为i区和全国的总海水养殖面积。SAI_ij >1, 表明与全国水平相比, i区在j品种养殖上有规模优势; SAI_ij < 1, 表明i区j品种养殖规模处于劣势。

2.1.1.3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AAI)

AAI是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的综合结果, 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品种养殖优势状况。计算公式如下:

AAI_ij >1, 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i区j品种具有养殖优势, 其值越大则优势越强; 小于1则表明不具优势; 等于1意味着处于临界状态。

2.1.2 专业化系数(SI)

利用专业化系数可以判断某一地区当前是否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行着专业化的海水养殖。本文借鉴孙会敏的分析方法, 利用各省市海水养殖产品的产量计算专业化系数, 具体公式为:

其中, SI_ij为地区i第j种海水养殖产品的专业化系数, S_ij/S_i为该地区第j种海水养殖产品产量在该地区全部海水养殖产品产量的比重。若某一海水养殖产品对应的数值大于1, 说明其具备专业化优势, 反之则不具备。

2.2 数据来源

为研究我国海水养殖布局及区域比较优势分析, 本文将我国存在海水养殖条件的沿海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 在借鉴相关文献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上, 最终确定研究10个地区(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在五大类(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和其他类)海水养殖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生产程度。文章使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4—2018)。

3 指数测算与结果分析 3.1 我国海水养殖地区的规模比较优势与效率比较优势测算

本文首先计算近五年我国各省市五类海水养殖产品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和效率比较优势指数, 再依据五年间各指数的平均数将我国10个海水养殖省市做了如下划分(图 3—图 7):

(1) 高效率优势—高规模优势(EAI>1; SAI>1), 处于该区间内的海水养殖省份既具备生产效率优势, 也具备生产规模优势, 属于海水养殖的“双高省”。其中, 甲壳类的“双高省区”为天津、海南, 贝类的“双高省区”为河北, 其他类的“双高省区”为辽宁。

(2) 高效率优势—低规模优势(EAI>1; SAI < 1), 处于该区间内的海水养殖省份具备生产效率优势, 但不具备生产规模优势, 属于海水养殖的“效率优势省”。其中, 鱼类的“效率优势省”为天津、河北、辽宁, 甲壳类的“效率优势省”为江苏, 贝类的“效率优势省”数量最多, 分别为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其他类“效率优势省”数量次之, 分别为河北、江苏、浙江、福建。藻类“效率优势省”则为辽宁、山东、海南。

(3) 低效率优势—高规模优势(EAI < 1; SAI>1), 处于该区间内的海水养殖省份不具备生产效率优势, 但具备生产规模优势, 属于海水养殖的“规模优势省”。其中, 多数地区在鱼类和甲壳类养殖上都具备规模优势, 前者对应省份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后者则是河北、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6个地区, 贝类的“规模优势省”为辽宁, 藻类的“规模优势省”为江苏、浙江、福建, 其他类的“规模优势省”为山东。

(4) 低效率优势—低规模优势(EAI < 1; SAI < 1), 包括处于该区间内的海水养殖省份既不具备生产效率优势, 也不具备生产规模优势, 属于海水养殖的“双低省”。其中, 鱼类的“双低省”为山东、广西, 甲壳类的“双低省”为辽宁, 贝类的“双低省”为广西、海南, 藻类的“双低省”为广东, 其他类的“双低省”为广东、广西、海南。

3.2 我国海水养殖地区的综合比较优势测算

本文对我国10个沿海省市五类海水养殖产品的综合比较优势进行测算, 表 1展示了近五年各地区的综合比较优势平均值。结果显示: (1)鱼类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最大的地区为海南省, 数值为2.09, 其次是天津, 其优势指数为2.02, 河北的指数最小, 仅为0.53; (2)天津甲壳类产品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为2.78, 排名第一, 海南位列第二, 指数为2.27, 辽宁省在甲壳类产品上的优势最小; (3)贝类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排名第一的地区为河北、辽宁和浙江并列第二, 海南列于最后, 其优势指数仅为0.38; (4)藻类产品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中, 排名前两位的是福建和山东, 数值分别为1.43和1.10; (5)其他类产品中, 辽宁省的综合比较优势最大, 指数为1.38, 海南省对该类产品的优势最小。从这一测算结果可以看出, 我国10个沿海省市有着不同的优势海水养殖产品。

3.3 我国海水养殖的地区专业化测算

10个省市海水养殖的专业化情况如表 2所示。可以看出: (1)海南省鱼类产品的养殖专业化指数最大, 为1.497 8, 广东省的专业化指数为0.805 2, 排名第二, 河北省的指数最小, 仅为0.076 3; (2)对于甲壳类产品, 海南省的专业化指数为2.444 5, 远大于其他省份, 天津排名第二, 指数为1.447 3, 辽宁省的指数最小, 仅为0.053 3; (3)在贝类养殖上, 多数地区专业化指数都较高, 且这些数值远大于其他种类产品, 而天津没有进行贝类生产所以不予考虑, 除海南省之外, 其他8个省市的专业化指数均值为3.58, 辽宁和浙江更是超过4, 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 (4)各地区关于藻类养殖产品的专业化指数中, 福建省的指数最大, 为1.112 1, 山东虽排名第二, 但对应指数只有0.658 6, 广东省的指数最小, 为0.126 7; (5)各地区其他类产品的专业化指数整体较小, 排名第一的辽宁省也仅有0.238 5, 海南省的专业化指数为0.002 9, 排名位于最后。

3.4 结果分析

文章前述对我国10个沿海省市五类海水养殖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专业化指数进行了测算, 在此基础上, 结合两项指数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进一步把握各地区在不同种类产品海水养殖的优势状况和相对优势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情况。

选取各省市近五年的AAI均值作为综合比较优势分区的依据: AAI均值大于2的省市为优势强区, 大于1而小于2的为优势较强区, 小于1的为劣势区。从表 3所示结果来看, 鱼类综合比较优势的强区为海南、天津, 广东、江苏、福建则属于较强区; 甲壳类养殖的优势强区为天津、海南, 优势较强区为广西、广东、江苏、浙江; 在贝类养殖上优势较强的省市为河北、辽宁、浙江和山东; 而藻类养殖为福建、山东和辽宁; 而其他类养殖的优势较强区为辽宁、山东和河北。

根据专业化指数定义, 若该值大于1, 意味着某类海水养殖产品的地区专业化程度高, 小于1则说明该地区并没有针对该种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五类养殖产品中贝类的专业化指数整体最高, 在有进行贝类海水养殖的9个地区中, 除了海南省以外均进行着高度的专业化生产; 对甲壳类产品的生产只有海南和天津专业化程度较高; 对于鱼类和藻类这两类海水养殖产品分别只有海南和福建进行着专业化生产; 而各地区对于其他类产品的专业化指数远远小于1, 说明当前我国还没有地区对其他类产品的海水养殖实现专业化生产。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 如果各海水养殖地区能够针对其比较优势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 说明该地区很好发挥了这一优势, 海水养殖结构比较合理。因此本文结合我国10个沿海省市在五类海水养殖产品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和养殖专业化程度进行对比讨论(见表 3)。海南省对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鱼类和甲壳类均进行了专业化生产, 且甲壳类的专业化系数最高, 为2.444 5, 鱼类的系数为1.497 8, 海南在海水养殖产品的结构布局上较为合理; 天津和福建、浙江分别在甲壳类、藻类、贝类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且进行着专业化生产, 专业化系数分别为1.447 3, 1.112 1, 4.018 7, 但天津和福建并没有对另一类优势产品——鱼类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专业化系数仅分别为0.552 7, 0.390 8, 浙江欠缺对相对优势产品——甲壳类的专业化生产, 专业化系数为0.507 3, 说明这三个地区还没有将其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 同样没有对自身拥有相对较强优势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地区还有:广东、江苏、福建, 它们都在鱼类和甲壳类产品上拥有相对比较优势, 但也都没有对这两类产品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 尤其福建对鱼类的专业化系数仅有0.390 8, 相对而言这三个地区的生产重心均在贝类产品, 其专业化系数超过3;福建虽然对其相对较强的藻类产品专业化生产, 但同时也将部分生产重心放在了劣势产品——贝类上, 忽略了对鱼类这一拥有较强优势的产品的生产, 且对于藻类的专业化系数为3.224 3, 远大于贝类; 山东、辽宁和河北三个省份都在分别在其相对优势产品——贝类上进行着高度的专业化生产, 专业化系数均大于3.5, 但藻类和其他类产品的相对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尤其是其他类产品, 专业化系数仅在0.2左右; 最后是广西地区, 其在甲壳类海水养殖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但把生产重心放在了贝类产品上, 该地区的海水养殖结构也有待优化。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2013—2017年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其他类产品的有关数据, 分析我国海水养殖的地区比较优势, 在此基础上, 结合专业化系数测算我国10个沿海省市是否真正实现优势产品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10省市的海水养殖布局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图 8和图 9所示, 近五年全国海水养殖产品的产量、面积均稳步增长, 贝类产量占比始终在70%以上, 其养殖规模虽有下降趋势, 但也始终比其他种类产品大, 另外五类养殖产品的单产均呈现增加的趋势, 除2016年, 其余年份藻类的单产均位于第一。相比于其他地区, 山东、福建、广东的养殖规模和产量都较高。另外, 海水养殖的规模优势、效率优势与综合比较优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但只有部分地区在自身优势化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见表 4), 如海南(鱼类), 天津和海南(甲壳类), 河北、辽宁、浙江、山东(贝类), 福建(藻类)。这说明我国的海水养殖业还未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作出完善的产业区划, 专业化生产有待加强。

为进一步优化我国海水养殖的布局结构, 推动海水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促进“蓝色粮仓”建设, 扩大粮食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 现从全国、地区两个角度分别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从全国整体出发: (1)调整海水养殖品种之间的比例结构, 比如可以适当减少贝类养殖, 并逐步扩大鱼类、藻类等的养殖规模, 通过海水养殖品种结构的优化来提升海水养殖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 实现各类海水产品的有序养殖; (2)完善我国政府针对海水养殖合理区划的制度建设, 利用政策明确各地区的发展方向, 有效指导各区域海水养殖的结构调整。(3)加强科技创新和专业劳动力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水养殖面积总体上对产量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减弱^[21], 要使海水养殖产品的产量不断增强, 就需要在养殖规模合理与品种结构优化的同时, 推进海水养殖创新发展, 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专业人才的吸引、培养和投入, 实现养殖规模和养殖产量的良好匹配, 从而提高养殖产品的单产。

从地区角度出发: (1)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发展海水养殖业。各地区要紧密关注渔业发展态势和市场产品需求, 结合自身优势科学制定并实施海水养殖发展战略, 加大对特定品种海水养殖的扶持。海南应继续发挥鱼类和甲壳类的养殖优势, 保持对这两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规模; 天津需坚持对甲壳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 广东、江苏、广西和浙江应将养殖重点从其不具备养殖优势的贝类产品转移到甲壳类等优势产品上; 福建则应该对藻类进行专业化大规模生产, 适当缩小贝类的养殖规模; 山东、辽宁和河北在保持对贝类的专业化生产的同时还应加大对藻类和其他类产品的生产规模, 进一步优化其养殖布局。这不仅有利于高效合理利用资源进行规范化养殖, 也有助于提高海水养殖产品的生产效率; (2)充分发挥拥有高规模、高效率、高综合比较优势省市的带头作用, 同时鼓励各省区推动本地海水养殖产业实现特色鲜明、技术过硬、效益突出, 从而保证我国海水养殖向优质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20]。海南和天津作为鱼类和甲壳类养殖产品的强优势产区、应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除满足本地区的海产品需求外, 还应增加对其他地区的鱼类和甲壳类海产品供给, 为全国“蓝色粮仓”的建设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还可以向其他地区提供技术等支持, 从而全面提高我国整体的海水养殖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