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能够提供各种生态系统服务, 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具有多种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 随着参与全球化以及科技创新的发展, 海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重要载体, 同时也是对外贸易和大宗战略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1]。作为一项旨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超级海洋交通工程——渤海跨海通道项目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至今已历经近30年的时间。该方案的基本设想是利用渤海海峡的地理条件, 从山东蓬莱经长岛至辽宁旅顺以“全隧道”或“桥隧结合”的方式建立一条全天候、多功能的交通通道, 构建形成东北亚乃至亚欧地区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扩大与东北亚国家合作创造条件^[2]。

在该方案提出的近30年里, 众多国内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包括该项目建设的紧迫性^[3-4]、技术上的可行性^{[2, 5]}、经济效益^[5]、交通可达性^[6]、城市物流联系^[7]、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影响^[8]、对旅游业的作用^[9]乃至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战略意义^[10]等。这些研究为渤海通道建设方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然而, 从目前来看, 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强调了渤海跨海通道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仍然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尽管也有研究者^[11]基于全隧道方案对该项目的海洋环境与生态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但并没有对该项目可能引发的生态后果以及影响因素、影响机制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实际上, 目前已经有大量文献表明, 人类对海洋的开发活动(如轮船、钻井、水下勘探、水上风力发电等)给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影响几乎涉及海洋生物的生理、心理、行为、长距离迁移扩散以及互作关系等多个方面。影响因素则主要来自于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水体污染(如有害藻、微塑料、富养化、有毒物质等)、水下噪音、近岸人造光污染、生境质量下降、水域连通度下降等。

作为世界级的海洋超级工程, 渤海跨海通道的空间跨度大(约106 km), 建设周期长, 施工条件复杂, 线路勘测、方案确定及施工需要跨越深海、远海作业^[4], 因此可能给渤、黄海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同时, 由于渤海及其周边海岸带具有相对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是众多海洋物种或鸟类的关键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 建有大量海洋与渔业保护区, 尤其渤海海峡是连接渤海与黄海的唯一生态通道, 因此在该区域建设跨海通道可能给渤、黄海的生态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基于此, 本文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从海洋环境、物种生理生态、海洋保护区管理等几个方面对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进行分析和讨论, 旨在阐明海洋通道建设可能带来的各种生态风险。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海通道建设的生态影响评估框架, 通过描述其可能给海洋生物个体及其种群以及未来海洋保护战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为该工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提供理论参考, 避免给渤、黄海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带来无法预知的风险。

1 渤海自然环境条件与项目概况 1.1 自然环境条件

渤海(北纬37°07′—41°0′, 东经117°35′—122°15′)三面环陆, 渤海与黄海通过渤海海峡相连, 使渤海成为半封闭内海。海域面积约7.7万km², 大陆岸线长约3 170 km(包括烟台市的黄海部分)。渤海包含多个湾区, 有渤海湾、辽东湾、莱州湾、潮海中央区和潮海海峽区五个部分。周边涉及北部的辽宁省、西部的河北省与天津市以及南部的山东省。

渤海有多条河流汇入, 包括黄河、海河以及松花江——辽河水系的多条大河。渤海地势由陆地沿岸向渤海中央和渤海海峡逐渐倾斜, 地形总体单调平缓。渤海为中、新生代沉降盆地, 基底为前寒武纪变质岩, 第四纪沉积物厚达300~500 m。渤海海域年平均气温10.7 ℃, 年降水量500~600 mm, 海水盐度为30。受北方大陆性气候影响, 2月渤海表面水温为0 ℃左右, 8月则达21 ℃。

1.2 渤海生态系统特征及其生物多样性

渤海水域及其沿岸包括河口生态系统、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系和渤海中部深水区三大生态系统。这些自然生态系统与环渤海陆地生态系统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环渤海地区的复合生态系统。这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为海洋生物提供良好栖息环境的同时, 也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

渤海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渤海海洋生物包括鱼类、哺乳类、底栖类以及浮游动、植物等。其中, 鱼类物种数量44种^[12]; 哺乳类8种^[13]; 浮游植物171种, 主要类群为硅藻和甲藻; 浮游动物85种, 主要类群为桡足类和水母类; 大型底栖生物286种, 主要类群为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14]。

渤海及其周边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他各种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由于缺乏全面调查数据, 目前并无全面的渤海鸟类多样性数据。但据洛昊等^[15]对渤海北部的大连滨海湿地调查显示, 该区域有鸟类76种, 隶属10目17科, 其中被列入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6种;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种,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0种。隧道南部山东海域的长岛地区是东部众多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据长岛自然保护区候鸟环志中心站从1984年至2017年的记录, 长岛自然保护区共发现鸟类19目58科331种, 猛禽2目4科39种。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有丹顶鹤(Grus japonensis)、白鹳(Ciconia ciconia)、大天鹅(Cygnus cygnus)、白肩雕(Aquila heliaca)、金雕(Aquila chrysaetos)、秃鹫(Aegypius monachus)等60种; 2019年曾记录到13目25科71种4012只。目前长岛的12个岛已经被划为猛禽自然保护区。此外, 长岛海域也是东亚江豚(Neophocaena)和斑海豹(Phoca largha)等海洋哺乳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1.3 项目区位概况

按照规划方案, 渤海跨海通道纵穿渤海海峡(图 1), 将北部的大连老铁山与南部的蓬莱角进行直连, 总长度约为106 km。渤海海峡平均水深25 m, 其中, 南部的蓬莱角至砣矶岛水深较浅, 平均只有约20 m; 砣矶岛至大钦岛平均水深35~40 m; 大钦岛至北隍城岛平均水深约45~50 m。南部各岛近岸等深线为5 m, 北部各岛近岸等深线为l0 m。冲蚀洼地深50 m, 最深处为老铁山水道, 约为86 m。

2 通道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 2.1 水环境污染

作为一项世界级的超级海洋工程, 渤海跨海通道项目给海洋环境带来的风险首先来自于施工、运营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污染。海洋废弃物被界定为“在海洋和沿海环境中丢弃、处置、丢失或遗弃的任何持久性、经过制造或加工的固体物质”。海洋废弃物对海洋最直接的危害就是通过释放各种有毒物质以及重金属对海洋生物产生致命影响^[16]。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 进入海洋的各种废弃物通常很难分解, 在海洋中会存在数年甚至上百年。而这些长期存在海洋中的废弃物如果被海洋生物误食, 不仅对生物个体的生理、行为产生影响, 而且也会通过体内的沉积作用和食物链传递给人类, 最终影响人类健康。废弃物中较大垃圾如网绳、塑料袋等导致的污染还能对海洋生物的身体带来伤害。例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报道发现, 一些海豚、江豚、海豹等大型海洋动物经常因遭受网绳的缠绕而受伤致死, 或因误食海洋垃圾阻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

近几年, 海洋废弃物中的微塑料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17-20]。人类捕捞、运输、养殖和旅游等海上生产活动是微塑料来源之一^[19]。而跨海通道工程建设中同样会使用大量防水塑材, 如果塑材废弃物处理不当, 被直接丢弃入海或随河流、雨水等进入海洋被鱼类误食, 不仅会导致鱼类身体的擦伤、阻塞呼吸道或产生其它损伤^[21-22], 还会随着食物链转移、积累, 影响海洋生物的生理^[23]、行为^[24-26]、乃至免疫^[27-28]等, 并最终给人类健康带来风险^[29-30]。除了上述直接伤害, 被分解后的微塑料还会影响海洋生物的产卵量和繁殖能力, 改变生物群落结构和组成^[31]。

海底隧道建设及相关的围堰设施还可能形成库湾, 改变水动力条件, 导致蓝藻水华、赤潮的增加以及水体富营养化等一系列水环境问题^[32-33]。而有害藻的聚集会导致水体严重缺氧、水下光线不足, 使鱼、虾、蟹、贝等物种大量死亡, 严重的还会在海底形成沉积物, 影响深海生态系统。有害藻类产生的毒素也会通过被污染的海洋生物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类健康。水质变化也会改变水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而浮游植物是水域初级生产者, 因此如果受到影响, 最终还将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34]。王建国等^[33]在对珠海–澳门十字门隧道工程的研究发现, 长周期的隧道施工已显著改变了水域生态系统中的浮游植物种类、丰度、生物量以及优势种群的数量, 导致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异质化、个体的死亡或迁徙。

工程建设与运营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弃物等还能影响海岸带以及沉积环境, 导致海岸线性质和底质条件的改变^[35], 对底栖生物产生影响^[36]。而局部海水污染、海洋生物质量下降及生态环境恶化等还将加剧海洋生物食物短缺的压力, 这对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种群更为不利。人造堤坝、桩基、竖井等构筑物形成的人工岸线也将导致海岸生境的严重同质化以及破碎化, 并为水母水螅体等提供附着基, 增加暴发水母灾害的可能性^[37]。涉海工程和各类人工岸线以及围堰工程等还能改变岸线形态, 给水动力环境带来连锁性影响^[38-39]。

2.2 水下噪音

大多海洋生物依靠听觉捕食猎物、寻找配偶和幼仔、逃避捕食者、定位航向、寻找栖息地以及彼此沟通^[40], 因此, 听觉是其得以存续的基础。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海上活动如交通、勘测、钻探、声呐探测、电气设备、水下实验等产生的噪音以及来自海岸带的各种震动已经对海洋生物产生了显著影响^[41]。

水下噪音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导致听力损害。噪音能够导致某些海洋生物听力灵敏度下降、甚至永久性听力丧失^[40], 尤其海洋哺乳动物受到噪音的影响最为明显^[42]。据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MFS)现行颁布的声级影响报告显示, 海洋中的鳍足类动物对A级噪声(能导致物理性伤害的等级)最大可承受瞬时声压标准为190 dB; 所有海洋哺乳动物可承受的B级(能导致行为妨害的等级)单脉冲声级为160 dB; 而持续性噪音达到120 dB就能够产生干扰^[43]。在海底隧道施工过程中, 采用的钻爆、盾构、TBM和沉管等方法通常要使用盾构机、两栖挖掘机、蛙式打夯机、振动平碾机、混凝土搅拌机、打桩机、振捣器、电气接线设备等通常会产生不同频率的结构性震动和噪声, 且大多声源级能达到200 dB以上, 明显高于大多数海洋生物的耐受级别, 因此对海洋生物的听力可能产生极大伤害。尤其盾构机、冲击式打桩机等设备产生的结构性振动噪音强度更大, 连续性更强, 传播距更离远^[44], 这对某些深海生物也可能带来较强干扰。

渤海海域是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 包括长须鲸(Balaenoptera physalus)、小鳁鲸(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虎鲸(Orcinus orca)、伪虎鲸(Pseudorca crassidens)、宽吻海豚(Tursiops truncatus)、真海豚(Delphinus delphis)、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等^[13]。这些哺乳类海洋动物对噪声干扰尤其敏感。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渤海海域是国家一级保护物种斑海豹(Phoca largha)的栖息地。研究表明, 斑海豹对噪音干扰极为敏感^[45], 特别是在其繁殖季由于声讯交流更为频繁, 因此该时期受到噪音干扰的可能性更大^[46]。渤海海域是全球8个斑海豹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 其栖息地主要位于大连西部与北部的辽东湾以及南部山东的长岛(庙岛群岛)海域。由于目前来渤海海域繁殖的斑海豹种群数量已经大大减少, 因此目前这两处繁殖栖息地已经被划为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从渤海跨海通道的规划方案来看, 其路径与这两个分布区相邻较近甚至存在空间重叠(南部的长岛), 因此, 通道建设将给斑海豹种群保护带来更多的挑战。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 tion)于2009年发表的物种状况评估报告指出, 西北太平洋南部区域包括黄、渤海区域和日本海区域在内的斑海豹除了人为捕杀之外, 水下噪声已经成为其最主要的干扰因素^[47]。

除了听力损害, 水下噪声对海洋生物的行为也能产生影响^[48]。同样, 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49]。来自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的一项报告显示, 海洋声呐探测仪产生的冲击波能够明显改变鲸和海豚的捕食、交配以及躲避捕食者等的行为, 严重时还可能导致个体死亡^[50]。美国海军在近些年的数次声呐实验中, 曾经发现周边海域有大量领航鲸、座头鲸等搁浅或自杀性行为。而这种死亡与声呐的使用具有直接的相关性^[51]。海底隧道在前期勘测以及建设过程中通常也需要使用声呐设备, 无疑会给这些大型海洋生物带来巨大压力。

水下噪音还会增加鲸类、蟹类和鱼类等的荷尔蒙水平, 导致其精神压力增加^[50]。严重的还会导致鱼类脏器(如脑、耳、肾、肝脏等)出血和中枢神经系统损伤^[51]。例如, 美国安德森卡博特海洋生物中心主任Rolland等^[52]在对露脊鲸的粪便研究中发现, 由于长期受低频噪音的干扰, 露脊鲸精神压力明显增加, 其消化系统功能受到了严重损害。除了大型海洋物种之外, 噪音对海龟以及其它鱼类捕食的成功率、繁殖率等也能产生影响^[40]。

2.3 光污染

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的普及, 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造光对海洋生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跨海通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也将使用大量的照明设施, 尤其水上道桥部分在夜间将产生大量的光污染, 这对周边海域的生物将产生严重胁迫。这是因为海洋中的很多脊椎动物、哺乳动物、鱼类和海鸟等都有趋光或避光行为。那些暴露于人造光源下的海洋生物会因光的干扰而产生迷航^[53]、行为异常、捕食关系的改变^[54]等。例如, 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由于城市发展, 海滩的棱皮龟(Dermochelys coriacea)筑巢地受到来自附近建筑物人造光的影响, 使得当地已近濒危的棱皮龟种群受到严重威胁^[55]; 在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海滩, 几百只刚孵出的绿海龟(Chelonia mydas)因受到岸边篝火的吸引而冲向沙滩, 最终因无法返航而死亡^[56]。幼年海龟还可能因光的误导而迷航, 增加脱水或被捕食的风险^[55]。

人造光还能对海洋物种的捕食产生影响^[53]。研究发现, 不同光照环境条件下斑海豹(Phoca vitulina)对鲑鱼的捕食量明显不同^[57]。可以预见, 如果渤海通道采用“南桥北隧”方案, 那么南部海域道桥部分使用的大量人造光源将对周边的斑海豹种群产生严重干扰, 这显然对本已数量稀少的斑海豹种群极为不利。除了海洋哺乳动物, 人造光源还会促使某些海洋无脊椎动物附着在人造设施上, 造成近岸生物污染, 改变水下群落结构^[58]。

事实上, 光污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浅海。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光不仅能够在浅水中传播, 也能够辐射至深海并在海底广泛传播^[59]。因为人造光源(如LED光源)大多由红、绿、蓝三种光混合形成。其中, 绿色和蓝色波长能够传播至深海, 分别使高达76%和70%的海洋底层暴露在光照之下, 从而影响海底生态系统^[59]。可见, 光污染已经成为威胁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干扰源。

2.4 阻隔效应

海洋中的许多物种都具有洄游特性, 因此某些关键的生态廊道对其至关重要。在渤海海域, 由于其属于半封闭结构, 只有渤海海峡与外部的黄海相连, 这就使得渤海海峡成为鲸类、海豚、江豚以及斑海豹等海洋物种的唯一生态廊道^[60], 因此其生态功能至关重要。但由于渤海跨海通道的规划路径恰与渤海海峡重合, 虽然为了避免产生物理性隔离, 该方案采用了“南桥北隧”或“全隧道”的方案, 但渤海海峡水深相对较浅, 如果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噪音等干扰源, 那么同样可能因该区域生境质量的下降而妨碍物种的运动与洄游, 产生与陆地生态系统相似的隔离效应^[61]。例如, 对斑海豹种群而言, 每年十一月左右从日本海南下穿越渤海海峡(北部老铁山水道或南部跎矶水道)进入渤海斑海豹保护区进行繁殖产仔, 并于第二年五月左右再次洄游至北部日本海(图 2)。如果渤海海峡这一唯一的生态通道存在干扰, 生境质量下降, 那么其洄游产仔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生态通道受到影响, 还会减少渤海海域生物种群与外部海域生物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对种群的存续极为不利, 尤其某些濒危小种群。韩家波^[62]在对渤海斑海豹种群的分子遗传特征研究中发现, 该海域的种群与其他海域的种群存在生殖隔离, 其原因除了过去几十年人类的捕杀以及栖息地破坏导致的种群瓶颈效应之外,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辽东湾与其他海域(如最近的日本海)存在地域性隔离, 因此导致了种群的分化。可见, 如果渤海海峡的生态廊道功能进一步被弱化, 那么就可能增加成为“死海”的风险。

2.5 保护区影响

目前国际上将建立海洋保护区作为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在渤海海域, 为了保护不同物种对象, 已经建立多个不同级别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图 3)。据近几年的数据统计, 在通道北端的辽宁省, 由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管理的海洋保护区中包括7个海洋特别保护区、4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和7个渔业自然保护区, 如旅顺口区的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连老偏岛玉皇顶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以及大连三山岛海珍品自然保护区等。蛇岛老铁山保护区的保护对象为蝮蛇、鸟类及多种野生动植物; 旅顺口西北部的猪岛、虎平岛、蚂蚁岛等海域为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旅顺东北部的老偏岛玉皇顶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是刺参、皱纹盘鲍、紫海胆、紫石房蛤、香螺、魁蚶、马尾藻及周围海洋生态系统。除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和海洋生物保护区之外, 还有金石滩地质遗迹等非海洋生物自然保护区等。北部的这些保护区中, 距离通道较近的仅有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距离(例如三山岛保护区只有约60 km), 较远的也只有140 km左右。

在通道南端的山东省海域, 建有88个不同类型的海洋保护区(截止2016年)。其中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庙岛斑海豹自然保护区恰好是该跨海通道的途径地, 距离南部入口较近。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是多种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区, 也是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的重点分布区, 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海岛国家地质公园, 是渤海的“咽喉”, 其保护对象包括鹰、隼等猛禽、各种鸟类、海洋动物及其栖息地。该保护区也是鸟类的重要迁徙通道和中转站。在32个岛屿中, 有12个岛已经被划为猛禽保护区。

渤海海域的这些海洋(包括部分陆地)保护区在陆地、湿地与海洋生态系统及物种保护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由于渤海跨海通道与部分海洋保护区(也包括部分陆地和海岛生态系统)在地理空间上较近甚至重叠(图 3), 因此这将极大增加保护区的管理压力, 尤其通道南北两端出入口附近的几个保护区所受影响可能更大。与陆地保护区不同, 海洋保护区具有更明显的动态性特征。通常认为, 保护区中的生命形式要维持最低可持续种群数量, 就要求保护区必须有足够大的面积, 并在功能上保持相对的完整性, 才能实现内部与外部种群在营养动力学与基因等方面的交换^[63]。因此如果保护区周边存在跨海通道这种超级海洋工程, 保护效果可能会因此大大下降。这对于保护区来说也将带来更多挑战。

实际上, 渤海海域近年来由于受临港工业和保护区功能衰退等诸多因素影响, 部分保护区面积已经被调整或缩减^[64]。如辽宁蛇岛老铁山等9个沿海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被调减的总量已达5 756.77 km^2[65]。这种面积的缩小与周边高强度干扰环境的叠加, 将进一步加剧这些保护区管理的难度, 给保护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和风险。而保护区周边栖息地的退化, 也必将进一步割裂不同海域或保护区的生态联系, 对未来保护区网络的构建产生不利影响。

除了影响保护成效之外, 保护区周围干扰的存在还会影响周边的渔业。有研究表明, 海洋保护区的建立, 会使得区内种群密度和空间资源竞争压力增加, 促使某些个体向保护区边界外部溢出^[66], 从而有利于周边渔业的发展。但如果周边存在干扰因素, 将抑制这种溢出效应, 导致渔业产量下降, 影响渔业发展。

3 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评估框架

为了充分理解跨海通道建设可能产生的各种生态影响, 本文在New等^[67]的观鲸影响模型基础上提出海洋通道建设影响评估模型框架(图 4)。该框架呈现了跨海通道建设给海洋生物个体、种群以及保护策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体现了通道建设给海洋保护行动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该框架有助于为其生态影响评估提供理论参考。

4 结论

建设渤海跨海通道对于环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将具有促进作用。但通过以上分析发现, 该项目的建设也将给海洋生态带来巨大风险。尤其近年来渤海面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渔业资源“三场一通道”不断被侵占、生物栖息地破碎化、海洋灾害频发等^[68]严峻形势下, 建设跨海通道将进一步给渤海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因此, 对于渤海跨海通道这一世界级工程, 除了从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地缘战略视角进行评估之外, 更要从海洋生态保护视角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和目标(如物种、种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构建科学、有效的生态影响评价体系, 来预测和评估不同尺度下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尤其有必要开展模拟性的实验论证, 以防止工程建设和运营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或无法预估的重大风险。

然而从渤海重要的生态地位、半封闭的特征以及当前的退化程度来看, 仅凭技术性评估可能并不能完全避免其给海洋生态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影响, 因为海洋环境中复杂的影响因素以及生态过程并不能完全实现模拟, 一些潜在的连锁效应可能需要在其建成多年后才能加以识别, 因此这对于未来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海洋保护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尤其某些具有关键生态功能的海洋栖息地和生态通道如果受到破坏, 将给渤、黄海乃至周边整个区域生态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另外, 从海洋保护与发展战略视角来看, 目前中国仍落后于其它海洋强国。实践表明, 海洋空间资源的特殊性及其在国际上的战略意义使得海洋保护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保护生态和文化景观, 它更体现着一种国家对海洋资源的控制权力和管理能力^[69-70], 尤其在当前一些海洋强国如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争相通过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来维持和扩张海洋权益的背景下, 大规模开发海洋空间资源可能并非最优选项, 而通过强化海洋保护来实现国家海洋安全并进一步获取更多的国际海洋权益, 可能更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